過不下去了，還能離咋地？

我還真不是抖機靈，而是最近從朋友那里聽來一些故事，不禁對GP和LP的關系產生了上述感受。

倒也不消說，這兩年GP對拿政府的錢是又愛又恨。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方面，市場上有資質出錢且出得起大錢的LP中，各級政府是不容忽視的存在。前段時間一位GP朋友告訴我，他們募一期基金的時候幾乎沒拿地方上的錢，到了二期，拿了地方一部分錢，如今在募新一期時，他們已經恨不得政府引導基金能夠占到80%。

但大樹可沒有那么容易依附。政府引導基金的首要目的不是賺錢，而是招商，往往要求不同比例的返投和一系列附加條，同時財政出資又無法接受虧損，有的地方還會要求GP做出保底的承諾，這明顯有悖于過去人們對“風險投資”的定義——不想承擔風險，對投資回報也沒啥興趣。

不管怎么說，出錢的是爸爸，GP不得不帶著鐐銬跳舞，除了募投管退的能力，還得熟稔招商的規矩，涉足越來越多和投資主業無關的事項。業績不錯的GP盡量少拿財政的錢，但政府也有自己的選擇標準，所以最后能跟政府引導基金匹配的一般是中腰部以上的GP。

夫妻結合靠感情，GPLP結合靠投資，但偏偏有些GP和LP就能把關系處成開放型，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知道我糊弄你，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糊弄你。

一位朋友告訴我，除非是像國家社保基金這種國家級母基金，GP會考慮把優質案子放到這里面來，那種普通的地方政府引導基金的子基金，其實很少能投到好案子，因為GP壓根不想往里放。

這本身也遵循經濟規律嘛。你想，管理費收得又低，carry分得又少，還得完成招商業績，GP有什么動力把那種預估投資回報率特別高的項目放到這樣的基金池子里來呢？

你可能會問了，這樣GP的業績好得了么？

別急，我還聽說了這樣一種玩法：某機構用CO-GP的形式和地方政府發了好幾只基金，如果賺了，算作該基金的業績，一旦賠了，全是另外一個GP來擔，他們用這樣的方式把自己的業績給摘出去。

這就是當下一級市場的怪現狀：GP和LP已經開始互相糊弄，并達成一種詭異的默契。LP說，我能給你出資，但關鍵是你得給我解決其他的需求。GP說，我可以給你干活，轉過身想，那我就賺點管理費得了，投資你不在乎，我又何必在乎？理論上，GP和LP是沖著投資才捆綁在一起，但實際上，如今兩方都沒想通過投資賺錢。

我的編輯董老師最近總愛講許倬云早先的一句話，大意是說，今天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我的格局沒他那么高，我覺得，能做個真正的專業人士已經很不容易了。

舉個例子，嫌疑犯找到一個律師給他辯護，哪怕此人確有犯罪行為，專業律師也得盡力，只要從法律層面找不出破綻，就應當尊重程序正義，將其釋放。對律師而言，收錢辦事，這叫專業。但現在問題在于，家國天下先擱一邊，專業人士連自己的專業知識都不尊重了，多的是指鹿為馬，你還能抱怨如今的人們總喜歡把專家打翻在地嗎？

想不通的時候就看看歷史。最近讀了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寫的《風險投資史》，我才發現，原來風險投資也不是一開始就奔著賺錢去的。

在風險投資的萌芽階段，1946年，東海岸的兩個富有家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已經開始在主業之余涉足對高風險初創企業的投資，但他們的動機是“愛國和慈善”，而不是直接追求盈利。

這種模式自然難以為繼。后來也有人提供了其他的方案，比如，由于美國政府承諾給風險投資實體（當時簡稱為SBIC）提供補貼，20世紀60年代，SBIC一度占據風險投資3/4以上。但因為政策對投資限制太多，同時這種設計對股息的需求也與支持成長型科技企業的目的有矛盾，SBIC普遍投資業績萎靡，這個方案最終也不了了之。

“政府的本意是促進創新，但卻提出了一種無法促進科技企業創新的投資工具。”

這番總結不免讓我想到同事最近采訪的一位投資大佬對一級市場給出的論斷——如果資本的來源都是財政，那市場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發揮作用？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半導體基金背后存在的桌底交易，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暴雷的點是哪里。

這些年的估值泡沫背后也有類似的原因。前述大佬直言，在中國談資產價值的問題，除了供求關系，還得考慮政策效應。因為政府行為不是純市場行為，政府引導基金對估值不敏感，所一級市場呈現出兩極化的態勢：大家都在一窩蜂地搶半導體、電池，而那些不熱的行業，比如銀行、保險的估值跟歷史數據相比，處于非常低的位置。

“國內，VC和PE基本上是7年一個周期。2001年互聯網泡沫之后到2008年之前是一個完整的周期，2008年到2017年又走過一個周期，2018年開始行業又走下坡路了。第一個周期的泡沫是因互聯網而起，上一個周期是因為移動互聯網，現在這個階段的泡沫呢，你說和什么有關系？”

有人說，是不是這些論調太悲觀了？

眼下政府的出資熱情仍然高漲。CVSource投中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末，各級政府共成立1531只政府引導基金，規模累計達到27378億元；2013-2022年期間，政府引導基金的數量復合年均增長率為24.50%，規模年復合增長率為44.34%。雖然一部分先行者已經在為不到1的DPI發愁了，但總體的出資形勢仍然向好，各級政府特別是一些內陸地區還處在爭相學習使用資本工具的階段，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新的動輒百億規模的母基金成立。

但如果看得長遠一點，回到這個行業的根本，當主要的LP不再追求回報，行業收益率大幅下滑幾乎是必然的事情，那么幾年以后，政府出資的高峰過去，還有人會給GP投錢嗎？有錢人不傻，照這么個玩法，一些已經萌生退意的家辦和高凈值財富人群可能已經不在市場上了。我的同事張楠前段時間寫的《十幾年的個人LP，不想玩了》即為一例。

看得透的GP也都在鋪路了。我聽說，一些GP開始積極往資管方向轉型，直接買了項目拿在手里，除了之前熱起來的IDC，有些消費基金也在這么搞，這類想法，其實很多人早就有，看看我們此前寫過的徐新的案例就知道了。

一個好消息是，從去年開始，多地的引導基金招募了市場化機構作為基金管理人，一些機構從設立之初就表示將采用委托管理模式運行方案。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弱化政府干預。從市場化運作的考量看，這些舉動無疑承載著良好的初衷。只不過，在一個充斥著噪音的環境里，這些中間人的專業性又有誰能保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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