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軟銀的1.7億美元真的投給了一個“假獨角獸”。

2022年5月，美國知名社交軟件IRL（IN REAL LIFE）陷入了一場嚴重的公關危機：一個名叫Nicholas Grant的前員工在英國發起訴訟，聲稱自己和部分同事因為發現了公司涉嫌“商業數據造假”“嚴重夸大用戶規模”，在向管理層提出質疑后，遭遇了“報復式的解雇”。

緊接著幾天之后就有報道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注意到了Nicholas Grant的訴訟，并決定因涉嫌夸大活躍用戶數量而誤導投資者向IRL發起調查。因為在訴狀里，Nicholas Grant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同事們一起發現造假的過程——當時作為軟件工程師的他們，在日常檢視后臺數據的時候，發現活躍用戶這一項指標表現得“十分不穩定”，許多國家和地區經常憑空多出幾百萬用戶，或者忽然減少幾百萬用戶——Nicholas Grant根據自己多年的從業經驗判斷，認定這樣的表現意味著IRL存在著很多“機器人”“假用戶”，將直接導致“用戶規模”被嚴重夸大。

(資料圖)

在亟待經濟復蘇的后疫情時代里，這毫無疑問是非常致命的指控。

不過在當時，Nicholas Grant并沒有得到輿論的完全支持。因為沒過多久，IRL就非常“坦誠”地公開了自己的裁員計劃，CEO兼創始人Abraham Shafi在一份全公司可見的備忘錄中宣布全公司將裁員25%，并且給出了一段非常合理的解釋：“成為標志性的、有影響力的公司就像在奧運會上贏得金牌一樣，是很有挑戰性的事……但大多數人并不想成為奧運會選手，不是每個人都愿意走我們正在走的路……我們的文化，適合那些想要突破自己極限并發現自己能力的人。”

更重要的是，IRL可是巨頭認證過的“獨角獸”。就在Nicholas Grant提起訴訟的11個月前，也就是2021年6月15日，IRL官宣了軟銀愿景二期基金領投1.7億美元C輪融資的消息，整體估值規模達到了11.7億美元（約合85億元人民幣）。融資的通稿里軟銀投顧董事Serena Dayal還親自下場拔高了IRL潛在的劃時代意義：“（后疫情時代）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尋求更多面對面的社交聯系，希望一起分享有意義的經歷……作為一個創新型社交產品，IRL正好處于社群交流、發起活動、活動推薦、內容分享的交叉點。”

以至于Nicholas Grant引爆的這場公關危機逐漸進入了一種“不了了之”的狀態，IRL及其高管團隊仍然更多地以“正面”地姿態出現在主流媒體的報道里。比如今年年初，GQ通過《中東第一位“價值10億美元”的社交產品創始人》這篇專題報道，盛贊Abraham Shafi是“中東地區近年來涌現的最令人興奮的人才之一”。

而這才有了最近吃瓜群眾對于IRL“造假丑聞”的瞠目結舌——原來當初看起來那么激進的Nicholas Grant反而還有些“保守”了，原來軟銀的1.7億美元真的投給了一個“假獨角獸”——IRL董事會在6月底的官方承認，其此前聲稱的2000萬活躍用戶里，有95%都是“機器人”冒充的“假用戶”，董事會也由此相信團隊無法再履行此前的所有規劃，最好的選擇就是“解散IRL并清算其資產，將剩余資本返還給股東。”

如今我們再登陸IRL的官網，只能看到一個哭泣的章魚哥和一段簡短的聲明：“IRL即將關閉，應用程序將于太平洋夏令時間6月27日中午12點正式關閉……我們感謝您與我們分享過您的社交體驗，我們祝愿您在其他平臺上能夠延續這樣的精彩社交。”

01 湊合出來的西方微信

雖然現在人們在談論起IRL的時候，常常會引用Abraham Shafi的說法，將其稱之為“西方的微信”。但2017年IRL剛剛成立的時候，團隊想做的其實根本不是一款即時通信軟件，而是一款“興趣日歷”，核心場景是通過推薦算法，為用戶們提供每日的活動建議，以更好地發現現實世界里的精彩（也就是“In real life”的真實意涵）。

所以早期關于IRL報道，走的基本上都是“戰網癮”的路子，大量媒體人把IRL形容成一款能夠幫助“人們戒掉手機的應用軟件”。Abraham Shafi提供的官方說法是“現在的社交媒體簡直變成了一項‘觀賞性運動’，很少有人能通過它們感受到彼此之間的聯系”，而IRL的創業初衷就是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與此同時，IRL團隊也“通透”地認定他們的產品只服務于Z世代。

在早期的媒體采訪中，他們經常用大量的篇幅論證Z世代正在主動將社交軟件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iMessage、Facebook為代表的“正式社交軟件”，用來和“成年人們”保持聯系；另一類是以Instagram為代表的“興趣社交軟件”，專門用來分享照片和當下時刻，或者發現藝術或技術方面的新事物——Abraham Shafi經常毫無保留地把Instagram定義為創業標桿：“我們想成為線下聚會場景里的Instagram。要知道，在Instagram 出現之前，人們肯定不會拍那么多照片。”

當然這種“又偏門又篤定”的洞察力，換一個角度來看代表著IRL創始團隊的局限性：Abraham Shafi是一個進修過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程序員，通過研發HR SaaS系統GetTalent攢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聯合創始人Scott Banister是PayPal的第一位董事會成員，也是Facebook的早期投資者；Krutal Desai和Henry Khachatryan曾經共同創辦了在線問答社區GetSponge。

但必須要承認的是，在極度飽和的社交賽道里，這確實是為數不多的有效策略之一：2019年IRL手機端應用正式上線之后，在不到12個月的時間里日活用戶暴漲到了200萬，實現了12倍的增長；而這200萬用戶里，大多數年齡在15歲至25歲之間。IRL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敲開了資本市場的大門，于2019年6月完成了800萬美元的種子輪融資，投資方為Floodgate、Founders Fund和幾位未透露姓名的私人天使投資人。

而軟銀愿景二期投資的“西方微信”，其實適合定義為IRL迫于疫情壓力的“自我否定式”改版：

2020年隨著疫情爆發，體育賽事、大型演出等聚集性活動相繼停擺，IRL的活躍度出現了斷崖式下跌，迫使產品團隊不得不增強軟件的“即時通信”功能，同時拿掉算法當中“距離多近”“花費多少”“是否在相同城市”這些參數，改為推薦Spotify、Twitch、TikTok、HBO等合作平臺舉行的線上活動。

Abraham Shafi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這個觸及核心場景的改版直接影響到了他的融資策略，因為IRL變得開始需要“大量拓展服務器”、“大量收購數字營養公司AeBeZe Labs等公司來豐富線上場景”，轉型產生的海量成本讓他不得不考慮作為Tiktok投資方的軟銀、作為Snapchat投資方的Dragoneer所拋來的橄欖枝：“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有大量的TikTok用戶，在他們的個人資料頁面加入了IRL的活動信息和群聊信息，以此豐富和其他網友之間的互動……仔細想想，我們經常能在Instagram上收到很棒的私信，我想其他產品也可以努力完成這一點。”

換句話說，軟銀投資的IRL，實際上是一個假裝經受過市場檢驗、商業模型從未真正意義上跑通過的PPT項目——投資方和創業者都琢磨著摸著彼此過河，遭遇“無能狂怒”式的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02 混沌時代的集體悲劇

當然對于軟銀來說，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甚至在同行襯托下可能都算不上“受害者”。比如今年年初，摩根大通就起訴了一名叫做Charlie Javice的創業者，指控其通過大量編造客戶信息、夸大用戶規模及營收狀況等手段，誘導摩根大通以1.75億美元的高價收購了其名下的金融科技公司Frank。

Frank與IRL相同，2016年成立之初就有清晰的定位，旨在幫助美國年輕人優化助學貸款申請流程，立志要成為“教育金融界的亞馬遜”，并同樣帶著“又偏門又篤定”的洞察力順利地獲得了資本市場的認可，拿到了Aleph、Chegg、Reach Capital、Gingerbread Capital、SWAT Equity Partners等知名風投機構的投資。等到2021年摩根大通試圖收購Frank的時候，Frank更是已經能夠提供一份包含426.5萬名客戶的龐大數據庫，Charlie Javice也在收購案結束之后加入了摩根大通，擔任董事總經理，負責摩根大通的教育金融產品線。

但在收購完成后的某次電子郵件推銷中，摩根大通意外地發現郵件出現了“災難性”的打開率，“大約只有四分之一的郵件顯示已送達郵箱，只有1%的郵件顯示已被閱讀”，直接讓負責郵件推銷的部門炸了鍋，強行要求復核Frank客戶數據庫的真實性。有報道稱一通篩選下來，摩根大通最終發現Frank的真實用戶可能還不到30萬，不到其對外宣傳口徑的7.5%。

更戲劇性地是，就在摩根大通起訴Charlie Javice的同一周，Charlie Javice選擇了反手起訴摩根大通，理由是摩根大通展開的是一次“針對其個人的毫無根據的調查”，以試圖規避掉本該支付給Charlie Javice的“裁員賠償金”。

更值得玩味地是，Charlie Javice幾乎重新詮釋了來自摩根大通的所有指控。例如“Frank客戶數據庫的真實性存疑”，Charlie Javice的解釋是“基于美國現行的學生隱私保護法規體系”，她本來就沒有義務“提供真實的學生客戶信息”。對于電子郵件推銷的翻車，Charlie Javice的解釋是摩根大通“未能很好地利用她的聰明才智來吸引年輕、多樣化的新受眾使用服務”，而是固執推行“構思不佳的商業計劃”。

這話聽起來還真不像一味地狡辯，話里還帶著刺兒：摩根大通怎么說也是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的規則制定者之一，為什么卻在最基礎的“盡職調查”環節出現這么重大的披露？這個堪稱世界上最具典范性的投資體系，為什么能夠被Frank的收購案鉆了空子？

要知道根據《紐約時報》所統計的數據，2012年至2021年這將近10年的時間里，美國科技初創企業的融資總額膨脹了八倍，達到3440 億美元，其中有超過1200家創業公司被投成了估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獨角獸”企業——誰又能說得清楚其中有多少case經歷的“盡職調查”一定比“Frank收購案”更加嚴格呢？

大概真的到了精英們也需要出清的階段了。

2021年5月，孫正義在投資者介紹會上曾經感嘆：“我們試圖邀請了一些合作伙伴（加入軟銀愿景二期基金），但我們根本不受歡迎”。

2022年11月，Airbnb首席執行官Brian Chesky把當下的投資氛圍形容為：“感覺就像我們身處在夜店里，有人忽然打開了燈。”

想想IRL，想想同樣被軟銀強行推上“獨角獸”，同樣在6月宣布資不抵債后聘請Sherwood Partners清算其資產的機器人披薩外賣初創公司Zume。情形可能一點都沒有被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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