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降級的年輕人：30元一天，住太空艙，靠日結工維持

通常，一個基本意義上的家，需要有廚房、衛生間、客廳、臥室；再簡化一點，起碼也得有床、衣柜、桌子；但太空艙將居住精簡到了極致，只保留了一個最初級的功能——睡覺。

作為一種高密度的居住形式，每日人物與各地的多名太空艙居住者進行了訪談。他們的經歷，可以勾勒出這樣一個群像：住太空艙的人，通常是渴望極度壓縮租房成本的人。他們之中，有日結建筑工，有外賣員，有不火的網絡主播，有連鎖學校的教培老師，也有遭遇生活巨變，無法支付押一付三房租的無業者。

這是生活的另一個角落。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文 |李微明

編輯 |易方興

運營 |橙子

艙中人

站在西安一家太空艙外的陽臺，林華吐出一口煙，給妻子打電話。

在他的身后，摞起來的太空艙，像一口口橫著的井，又像是能住人的蜂巢。這里是28樓，房間大約30平米，塞進了20個淡黃色的太空艙，能住20個人。其中有一艙，竹簾半掩，床頭瀉出昏暗的光，那是他近兩周的住處。

作為一種高密度的居住形式，在一些城市，一些渴望便宜房租的年輕人尤其青睞它。一方面，它比上下鋪的青年旅社顯得名字更酷一點，由于四面包圍，私密性也更好；另一方面，它甚至有著比青旅更低的價格，有的能低約30塊錢一晚。

林華住的太空艙，位于第一排，相當于下鋪。乍一看，像一個四方的盒子，盒子被塑料墻包裹，想進出，只能通過倉口的竹簾。每到深夜，竹簾會投射出屋內住客晃動的身影，如皮影戲一般。

為了進一步增加空間利用率，每個太空艙都很低矮。不到一米二的高度，想站在艙里是不可能的事。林華勉強可以盤坐在床上，但得弓著腰、留心頭頂。這種局促的感受，坐過火車上鋪的人應該能體會。

▲ 林華居住的太空艙。圖 / 受訪者提供

通常，一個基本意義上的家，需要有廚房、衛生間、客廳、臥室；再簡化一點，起碼也得有床、衣柜、桌子；但太空艙將居住精簡到了極致，只保留了一個最初級的功能——睡覺。但它又與只放一張床的房間不同，它還提供了一種絕對獨處的包裹感。

第一次見到太空艙，林華是滿意的。起碼他覺得，“床是正常大小，跟大學宿舍一樣”。以他當時的條件，也確實無法要求太多。鉆進艙后，他還看到右側墻面嵌著床頭燈、鏡子和一個插座，插入艙卡即可使用。

有燈光、能充電、有床。僅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這處太空艙位于市中心。在對比當地所有群租旅館后，林華選擇了這里。這兒價格最低，一晚上只需要30元，也是他唯一承擔得起的地方。相比之下，同地段的酒店，就算最差的居住環境，住一晚上也是上百塊起步。

在地理位置的優勢下，他四處打工很方便。

沉默的艙群

在林華的居住處，他和十幾位近乎無聲無息、困在生活中的人住在一起。“這里大多住客不怎么交流，白天各自出門，好多人晚上也不回來，上夜班。”而少數留在艙中的人，縮在竹簾后面，“不說話，也沒有手機外放，很安靜”。

每日人物與各地的多名太空艙居住者進行了訪談。從他們的經歷中，可以勾勒出這樣一個群體畫像：住太空艙的人，通常是為了減少旅途開支、強調隱私，又或者是渴望極度壓縮租房成本。

他們之中，有日結建筑工，有外賣員，有不火的網絡主播，有連鎖學校的教培老師，也有遭遇生活巨變，無法支付押一付三房租的無業者。

這里是現實的另一面。在一些太空艙中，都體現出這種居住者身份和年齡的割裂感。比如剛畢業去外地找工作的大學生，又或者是剛剛失去工作的中年人，他們的生活軌跡，有時候會在太空艙里出現短暫的交集。

在廣東深圳找工作的40歲的于現，也選擇住太空艙，因為手頭緊。每次回自己的太空艙，路過公共空間，他總會看到頭戴耳罩式耳機、喊叫著打游戲的青年學生，他會一邊在心底說這些年輕人“墮落”，不懂珍惜時間，一邊又感嘆人到中年失去工作、窘迫重壓下的自己。

最后，他只能每次低頭匆匆進艙，裝作視而不見。

根據一家太空艙制造商的商報，太空艙旅舍概念起源于日本，最初為一些無法回家的上班族所設立，主打經濟便捷、服務周全、衛生舒適等特點。商報中還提到，太空艙突出了社群概念，強調集體活動。

但很多時候，這種高密度居住帶來的社群體驗，也會讓居住者尷尬。

比如無法承擔高額租金的二十多歲的莫依婷。在找到湖北武漢一家酒吧侍者的工作后，她住進了太空艙。在夏天，她拖著三個大行李箱，爬上狹窄的樓梯后，看到二樓的太空艙外，一群背包客聚在一起聊天。

她的出現，成了這群人中的異類。

住太空艙的背包客們，基本都是來旅游的。他們顯得比她輕松很多，常常辦一些彈琴唱歌的聚會，這顯得莫依婷像個局外人。她拎著攥得皺巴巴的打包袋，在艙內熬到凌晨，靜悄悄地躲在床上，把冷掉的餐食吃掉。塑料袋摩擦出窸窣聲，又被成片的鼾聲覆蓋。

太空艙的氛圍通常是寬容的。莫依婷白天要趁著安靜在太空艙補覺，晚上出艙，洗漱去酒吧上班。就算是這樣顛倒的生物鐘，在太空艙住著，也不會有人覺得有什么不妥。

獨來獨往的莫依婷，在住了半個月后，太空艙老板終于忍不住問她：“是不是來旅游的？”

“我說我不是，是在附近上班的，他看我打扮得精心，長得也好看，猜測我是大學生在酒吧駐唱的，還邀請我一起唱幾句。”莫依婷回過頭，正對著在公共空間里艙客們期待的目光。

“我哪是什么歌手啊，是在酒吧開瓶蓋的。”莫依婷說。那一刻大家都沉默了。一股自我否定的情緒從她心底升上來，在太空艙，她唯一一次與人群的交流，就這樣結束了。

▲ 2017年7月12日，上海，浦東陸家嘴一寫字樓內現“共享睡眠”太空艙。圖 / 視覺中國

打撈失意者

在太空艙外，林華倚在陽臺欄桿邊，電話接通了。妻子在另一端講述自己在老家的生活，還有孩子的近況。

妻子問他過得怎樣，林華掩著聽筒輕輕咳了兩聲，“都挺好的。”他說。

他沒說實話。一個多月前，他從工程公司離職。而公司拖欠的兩個月工資，成為壓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實在堅持不下去了”。那之后，他四處求職，卻因大專學歷處處碰壁。

而他的積蓄，也在三年前被朋友騙光。人至中年，口袋一文不剩，還被迫月月償還當年替朋友借的信用卡，一共30多萬。

在找不到工作的第30天，林華被迫扔掉曾經“坐辦公室”的矜持，轉去找日結工。“辭職后肯定沒臉再住公司的宿舍。”他決定搬走，但滿宿舍的家當讓他犯難——舍不得扔，也沒錢租房。

憑著幾年的交情，林華尷尬懇請公司幫忙寄存行李，住進了太空艙。陪伴他的，只有一只雙肩包。

而正是這每天不到30元的太空艙，給了他喘息的時機。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像林華這樣的人越多，做太空艙生意就越賺錢。在居住期間，林華也確實見到不少落魄的人。如果這個房間20個艙位都住滿人，老板一天可以收入600塊，一個月就是18000元。這遠遠超過了一間30平米的房間在當地一個月的租金。

但太空艙是否賺錢，這與林華無關。在井底的他，當務之急是試圖打撈起自己。那段時間，他先是找了一堆所謂的“網絡兼職工作”，有平臺試玩拉新，有幫主播提現，還有出租微信號等等，報酬微薄不說，還涉及灰色產業。他最后總結：“都是坑，為了那一點錢，冒那么大的風險，還是踏踏實實干活賺錢吧，睡得安穩。”

但接下來工作并不好找。一個深夜，他掀開竹簾，站在艙群間的狹窄過道上，他突然想記錄自己現階段的住所。為了躲避熟人關注，他還專門在社交平臺新注冊了一個賬號，拍下照片上傳，記錄下自己的困境。

▲ 圖 / 視覺中國

“明天只能去先干干日結了，先活下來再說。”在賬號上，他如此結尾。

沒想到，這成了一個轉機。接下來的幾天，他找到了一份日結工的工作——給櫥柜門板打螺絲，8個小時掙了200元。

那之后，他進入了一個穩定時期。通過日結的裝修工作，來支付每日太空艙的費用，起碼生活能繼續了。

掛斷妻子電話，林華隨手掐滅煙頭，轉身撞上一位瘦小的男青年。那人不好意思地笑笑，耳上別著助聽器，手比劃著說自己也是租客，在跑外賣。

這是林華在太空艙的第一位朋友，林華叫他小哥。小哥每天從凌晨12點跑到第二天中午12點，同時跑三四個平臺，一天最多能賺七百多元。他給林華看了手機中的后臺數據，說自己三年已經攢了60萬了，唯一的缺點就是太累，身體受不了。

他們互加了微信，小哥笑著說可以教林華跑外賣。林華想了想，還是放棄了。他總感覺自己“還沒到這地步”。但他也說：“但我非常敬佩他，對比起來，我真的沒有他堅強。”

另一個瞬間

一個令人意外的事實是，在訪談中，人們對于太空艙的評價相當對立。一類人心懷不滿，覺得太空艙“逼仄、擁擠、環境差”；而另一類人卻覺得“溫情、友善、懷念”。

如果說，太空艙是從經濟層面打撈起了林華，那么對于陳東東來說，太空艙則是在社會層面，幫助他實現了情感連接。

陳東東是在林華帖子的評論里出現的，他發現林華居住的太空艙位置，“跟我當年住的一樣！在下層靠中間的地方”，陳東東還分享了自己長達兩年的居住體驗，仿佛與林華是多年未見的舍友。

大學畢業后，陳東東度過了一段非常糟心的租房時期。最開始他是常規租房，住在市中心，是一間改造了廚房的四室合租房。同一屋檐下的人不少，清晨洗漱，衛生間門口排長隊，卻鮮有交流。

“大家都很冷漠，平時一回家門‘咵’一關，誰也不聊天。”陳東東說。

陳東東試圖建立友情的愿望落空了。每天晚上下班，走進客廳，他看見的只有兩側緊閉的屋門，茶幾、沙發上堆滿剩飯，還有擰在一起的衣褲。

他很孤獨。合同到期后，提著塞滿的編織袋，他住進了太空艙。

太空艙的日子要想過得去，分享是繞不開的話題。剛住進去的時候，他就把洗面奶、洗發水和沐浴露擺在了公共洗手池邊，“我放在外面給大家用吧”。他管老板叫哥，還結識了旁邊艙里幾位同齡的男租客，大家都是二十來歲，剛入社會，各有各的苦惱，卻又保持著苦中作樂的能力。

他們偶爾分享買來的零嘴，或者聚在公共空間看電視、聊天、打鬧。每當陳東東跟老板一起，從背后突然把其他相熟的租客掀翻在沙發上，大家都會哄笑起來。

到了夜晚，安靜的時候，當大家進入各自的艙內，一切又恢復了平靜。陳東東躺在艙中，感覺自己“像是躲進樹洞的小動物”。他沒有想到，曾經自己渴望的暖黃燈光下的沙發，以及熱熱鬧鬧擠在一起看電視的大家，竟然在太空艙這里找到了。

所以他一住就是兩年。

在太空艙，做日結工的林華也經歷過類似的溫情瞬間。

有一回，林華還在太空艙碰到一位老鄉。“老鄉跟我聊到凌晨一點，他之前開火鍋店，疫情三年賠了，負債200萬。他給我看那些欠款，然后每張信用卡都等著還十幾萬。”

老鄉鼓勵他，說：“你才那么點負債，你怕啥呢？”

“他給我很大震撼。”林華感嘆道，“他現在開著面包車賣水果，一個月能掙3萬多還負債。他跟我說人要往前看，別在過去的漩渦中出不來，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的心態，而不是別的人和事。”

▲ 河東國際機場“膠囊”酒店，這種類型的太空艙，屬于“高級版”，價格也更貴。圖 / 視覺中國

離開這里

盡管如此，太空艙這種形式，依然存在其固有的缺陷。

一個最大的隱患是消防問題。在塞滿太空艙的房間里，房間的人均使用面積通常不會很高。以林華所在的太空艙為例，30平米放20個艙，如果住滿20人，人均使用面積只有1.5平米，遠低于許多城市在法規中規定的“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于5平米”的要求。

而一旦發生火災，住在太空艙里的人，如何逃生也是個問題。所以，這種太空艙，是不允許出現在居民樓之中的。

還有一個現象是，在訪談的許多人眼里，太空艙終究只是個暫住地，如果手頭更寬裕，又或者是生活有了著落，人們總有一天會離開它。

莫依婷找到了穩定工作后，最后還是搬出了太空艙，并且如愿買了一輛全身酷黑的機車。經濟穩定的日子里，太空艙的生活仿佛成為了一段逐漸淡化的影片。那些艙內拉上簾后難以適應的沉悶，四周此起彼伏呼嚕聲的吵鬧，似乎逐漸遠去。

那段回憶中，只留下了那個為更好的生活獨自奮斗的自己。

機車飛馳在街上，路過相似的旅舍，她也偶爾會產生去住兩天太空艙的念頭。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而哪怕對于住了兩年太空艙的陳東東，這樣的生活也有結束的一天。隨著當時一起入住的太空艙租客陸續搬離，陳東東自己也與老板告別，住進了公司附近的公寓。

他沒有再選擇合租，“如果能有一個合拍的室友還是很好的，但估計很難遇到了”。

▲ 圖 / 視覺中國

如今，還住在太空艙里的就是林華了。

臨近妻子的生日，林華特地回了趟老家。在他替人償還債務的三年里，只有妻子作為“最親密的人”了解他的處境，而無奈搬入太空艙的情況，林華誰都沒有告訴。“也幫不上忙，只能連累家人白擔心，沒必要。”

回到家，林華抱起兩歲多的孩子，跟妻子一起到外面吃飯。在過去的那些生日中，蛋糕都是他買，聚餐也是他花錢。“但今年實在經濟能力有限，是她請我和孩子吃飯了，也是頭一次。”

一大塊蛋糕被分到林華面前，白色奶油上面是一朵粉色小花。“希望明年的生日，還是我給她過。”林華說。

那時，他應該已經不住在太空艙了。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

標簽：